從來遠古歷史對錯少有爭拗，大抵功過的論調早已理順一致；然而近代史卻難以評價，皆因部分參與當日之事的人尚在人世，難以過早蓋棺定論。另外，在改朝換代之際，現政權對前朝的評價難免有所偏頗。我們需要在一面之辭以外另覓聲音。在此情況下，香港正好填補了這一片空白：香港教育研究等水準在世上界首屈一指，少有造假之情況，學術上的觀點往往比較客觀，論調需要證據來支持；同時間香港位於兩岸三地中間，對於偏激言論頗能處之泰然。
當看到有關對革命的研究後，才知道原來香港對革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貢獻。而這些貢獻是多方面的，包括：現代政治理念思潮的傳播，西方科學技術的教育，大量對革命的經濟援助，透過殖民地之便而偷運軍火及策劃起義等等，這些都對着革命的成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以上的種種功能，也許和香港的背景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首先香港早在清末鴉片戰爭後割讓給英國；住在殖民地的國人對喪權辱國之聲猶言在耳，對清政府不能夠保衛疆土十分痛心，屢屢不敢忙卻。（這跟近五十年香港人偏向經濟活動有所不同，當然當時也是時勢所趨）。
其次，英國在接收到香港以後，將它發展為合適的貿易港，以達到其通商之目的。其間英國人要借助本地勞動力去建設，華人從中學習到不少西方技術。西方的宗教思想和一系列新概念不斷傳入，這對於本地的有識之士對前景茫無頭緒，不知如何救國之際，這些都具備了充足的參考作用。
在地理上，香港位處中國南部邊緣，距離首都遙遠；再加上當時香港主權不受中國管制，在策劃政治活動和運輸裝備等事情上更加方便。
香港鄰近的廣東四邑歷代為貧困之地，不適耕種。當地人多遠赴他鄉謀生。往東南亞美國澳洲者不計其數。當中有成大業者衣錦還鄉，將大量財富以及外地風俗帶回國內。（孫中山一家就是遠赴檀香山謀生，因此才會幼年有機會學習英語以至接觸基督教，這些幼年的舶來事物，對其一生有深遠的影響。）這一批新的四邑「海歸派」在回國後看到諸事因循守舊不順眼，唯一能夠讓他們如魚得水活躍交流思想的地方，可要算上香港了。
當年身處香港的國人，有不少是以香港為國家邊緣的一方彈丸之地，希望盡其力量，去影響附近省份（如兩廣）燃點革命之火，從而將大氣候吹進全國，去解救一個不能透過舊有的帝國制度革新的遼闊地域。所以當年香港這城市並未以尊貴優越自居，反之與其彼鄰互通有無。比起今日劃清界線，你是某中央直轄市，我是當紅經濟特區，各為其主，大有分別。
近十多廿年，香港充分擔當了跳板的角色，是一個通往他方的中途站：避禍戰亂的國人，越南船民等等，都是在轉往歐美國家或移民他鄉之前的暫居地。其實，香港的活力是在於其多變靈活，流動性強。它的功能絕不僅限於今日所重視的經濟因素；而是能夠醖釀一個更大的願景，一個令整個民族飛躍的願景。所以與其說孫中山是個吹牛大王，煽動家；不如說他擁有一個偉大的夢想，是一個夢想家。而香港則恰恰幫助他實現了這個夢（就算不是成功建設共和制度，至少是實現了推翻滿清的夢）。
這，就是香港與別不同之處，這是它的基因，是上百年以來的因緣際會下所醖釀出來的獨特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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