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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3月10日 星期六

為了烏托邦而犧牲的尖子們:再談辛亥革命

再談一下辛亥革命的事。

在那段清末民初的烽火歲月裡,那些投身革命的先烈,究竟是什麼在影響着他們,在捨卻生命財產之下也矢志要推翻滿清政府?他們身處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?

重複的歷史走到了轉角位

以中國傳統的君主制度來說,道光咸豐那段時間,雖然說不上是最燦爛輝煌的日子,但和兩千多年以來比較,也不可以說是最黑暗的時代。根據香港電台podcast:《古今風雲人物-曾國藩》裡,清朝當時並沒有其他朝代所面對的典型亂局;宦官亂政,外戚專權,軍閥割據等局面。但地方的腐敗還是少不免衍生出太平天國、捻軍等地方動亂。

然而,那時的整個大形勢和局面改變了:中國要應付的外來侵略,不再是來自於週邊那些單靠冷兵器和快馬的游牧外族,而是那些遠渡重洋的歐洲列國。除了俄國和日本兩個鄰近國家外,他們大多是從萬里涉水而來,原不太有佔據割地之心。他們在資本主義的過度擴張底下,需要不斷尋找新地方經商,以消化他們過剩的產品,擴大其市場;再而尋找廉價的資源以供其製造商品。但倘若那一方土地的軍事力量跟當時西方文明相差太遠,那麼他們便會毫不留情地進攻佔領,以供其遠在海外的宗主國服務。就像消滅印加帝國那樣;又或者殖民統治印度。中國,就是在給西方看成是個外強中乾的病胖子情況下(尤其是在經過甲午戰爭之後,國家衰落之勢盡顯於列強眼中),才給人家動了念頭。

當時中國積弱的情況是:每戰必敗,每敗必賠款,國土被迫開放割讓,列強虎視眈眈,實業及軍事技術大幅落後於人。而當時的一批先進青年已有機會跟西方文化接觸(或在香港等遭開放通商之地,或飄洋過海到他鄉謀生之華僑):學習洋務,了解西方的思想體系,宗教思想,經濟模式等等。當中有主張透過平穏務實的政治運動-保皇改革(如康有為梁啟超等),希望對當時幽暗的政治形勢能開出一片天地。但帝制已歷千年,流於表面的革新難以將將傾之大廈一時間扶穩過來。於是有一批矢志要打倒滿清政權的革命黨的志士出來(就是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),以武力奪取各省自治權為目的。

革命之志士
反清,在當時也就是造反,是要推動新秩序的行為,但勝算渺茫,失敗則人頭落地。這種義無反顧的行為大概也就有點像今日恐怖分子的意味。我想大概會有三類人參與革命活動:第一種是被蒙在鼓裡,給人唆使但不知自己在做着革命的事,成了革命的工具;第二種是自己知道正在造反,也知道失敗的下場,只是生活太過艱苦,革命總好過給勞役至死,這有點官迫民反,揭竿而起的意味。

而最後一種人,也就是在社會上層的一些人,他們有知識也有理想,絕對有能力在這亂世中游刃有餘地安身立命。然而,他們選擇了改變目前的政治體制,加速歷史巨輪的轉動。決心做出於己有害(事敗後會身首異處,連累家室)但有益於國家的事。這群人物願意耗盡自己的家財、時間以致性命,來推動革命活動,這後便一定是有着一股意志去推動他們去做以上的一切。這是一種什麼的價值觀呢?是數千年流傳下來對作為龍的傳人的自尊?對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?還是對亡國有迫切的召喚?

反清復漢?
若說在滿清晚年在用反清復明復漢,為口號,那只怪:一)起事總要有個名目,族群分化的口號就算在今天的社會仍然屢見不鮮。二)則是滿漢的同化制度攪得依然不夠徹底。雖然自康雍乾時代便已興起學漢文,辦科舉,讓漢人子弟投身於讀書中頭奬的名利場裡,但權力的中心依然為滿人牢牢抓住。直到晚清時人才凋零,才起用從團練而成名的漢人曾國藩。再加上多年的文字獄,漢人始終不能超脫某個階級地位。但太平天國是反滿反清,而革命軍也是反滿反清。

革命黨人材的累積
還有就是革命人材的累積。正如其他的事情一樣,所有事情全非因為孫中山創立同盟會而起。原來後面有從輔仁文社開始,至興中會、興漢會等。在每一個團體的融會,慢慢將各個團體的人材統戰,向着同一個目標前進,而影響力也逐漸變強。最後在孫中山在英國倫敦蒙難後,才一躍而成為外國人眼中的民主明星,從而才有足夠的知名度去召集中華各地而成為同盟會。當這群決定尋找新世界的人增加到一定的數目之後(Critical Mass)星星之火也成為燎原之勢也,而改革的潮流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。當然,這場革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,是無數性命的犧牲,而當中更不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志士。想念至此的確令人唏噓。

相濡以沫,還是相忘於江湖?
事過境遷,帝制已經在我們有生之年消失了。那些革命先烈已經為了新的共和道路所貢獻犧牲,舖出這條世界大潮均要走之路。當我們可以隨意呼吸空氣時便不把空氣當一回事;同樣地,從帝制之中解放出來的我們是幸運的,卻以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。當然,國家政制尚未達至完美境地,前面的路途仍然漫長,要如覆薄冰地前進。

這些刻骨的歷史,我們實在不應忘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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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則留言:

  1. 講開清末民初的近代史,最近正在閱讀徐中約的《中國近代史》。其間正在講到康有為公車上書、百日維新以至擁戴光緒君主立憲等事。康公之作風行事簡直是理想化之極致,而無視當時皇帝與西太后之間的權力及政治上之角力。而其倡議的改革措施,有不少頗有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構想,以及直接影響到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。以薄弱的政治力量去沖擊及試圖顛覆整個舊有社會勢力,成功之機會微乎其微,從中只看出了士大夫階層對「三千年來未有之巨變」的一種浪漫型的愛國行為。當然,後來剛出走他鄉之時,以帝師之名自居的康老,比起當時尚初出茅廬的孫中山,其知名度及明星風釆,是過之而無不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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